嘉宾简介：

　　吴思：1957年生于北京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。曾任《农民日报》、《桥》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，现任《炎黄春秋》杂志执行主编。著有《潜规则》、《陈永贵：毛泽东的农民》、《血酬定律》等书。

　　吴思刚刚登上“全球通名家讲谈”时，台下很安静，观众没什么反应，因为他的面孔并不为大家所熟悉。但当主持人报出“潜规则”、“血酬定律”后，全场掌声响成一片。他的这两本著作《潜规则：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》、《血酬定律：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》开辟了中国新史学的思维方式，甚至创造出新的流行语。

官家主义，一场争斗一局棋

　　吴思开讲的主题是《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官家主义和潜规则》，从明朝万历年间讲到民国，剖析过去中国官商之间的利益纠缠，共生共存。吴思给古代中国社会起了一个称谓，叫“官家主义”。在古汉语里，官家首先指皇帝，第二是官府，第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。在中国历史上，首先由皇帝立王法；在王法之外，还有第二层，各个部门里根据自己的利益立法；第三层，律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每一个官员都有他自己的操作空间。官家群体最明显的行为逻辑就是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他们就一定把手伸过去，抓住不放，这是官家主义的第一个特点，垄断盈利行业。

　　这就带来了官家主义的第二个特点，即官家一定经营不好，一定亏损。因为随着不断安插亲信，成本会越来越高，并且官家缺乏经营动力，最后留下的总是烂摊子。吴思曾经读过一本书，叫《龙江船厂志》，龙江船厂曾给郑和下西洋造过船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船厂，但这个厂管理很差，工人们晚来早走，往家里偷拿原材料，最后严重亏损。“官方的造船厂亏损了，该怎么办？”吴思自问自答，“历史上有一个福建官方船厂就在溪流上设一道卡子，只要商人放木排下来，就收10%的税，通过收税的方式，获取免费原材料，继续经营下去。相当于凭着官家的权利，来转嫁经营亏损。尽管这样，他们还会再亏损。比如清朝宁波船厂，几番努力都无法扭损，就干脆把自己位于好地段的厂子卖了，迁去偏远地段，就这么着再活了一阵子。”
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盐铁长期被官方垄断经营。盐是价格弹性很低的产品，盐价再高，老百姓也无法少吃盐，官方垄断经营后，盐价越抬越高。一斤食盐本来两文钱，最后能翻到70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。官府虽然挣钱了，问题也随之出现，巨额利润诱惑之下，盐业的走私逐渐猖獗，官方不得不派出越来越强大的部队镇压走私，军费激增，很快政府就发现，从盐业上挣来的这点钱，又从维护盐业的秩序都花出去了，官府的垄断最终崩溃。

　　吴思向观众分析：“出现这些情况后，官府不得不向商人开放市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家完全不干预了。皇帝退出了，法律改了，但是各个部门还没有改，这就是官家逻辑的第二步。比如说明朝北京的牛羊供应由商人采办，但太监们发现有利可图，就成立了买卖局，垄断北京的活牛活羊的供应，这就是国家退出了，部门可能伸手，部门退出了，个人还可能伸手。”明朝的福王，发现北京崇文门一带是旺地，就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王店，但自己经营不好，于是便发布一个指令，规定以后所有到崇文门的商人，一概到官家开设的店里吃饭住宿，不许进入任何私人开的店。这就是在历史上，官家主义的行为逻辑，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，直到无利可图，才会止步。

商人的对策，你36变，我72变

　　面对官家主义，商人也有自己的对策。第一大对策就是收买。明朝万历年间，扬州的盐商每年经营的本金是3千万两银子，相当于 60亿人民币，每年利润是900万两银子，30%的利润，这样利润丰厚的行业，是获得国家支持的。这900万两银子的利润，首先向国家纳税100万两，第二笔叫“无妄费”，意思是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费用，比如收买官员，打点官府，要花去300万两，就相当于利润的33%用于收买官府，再加上正式的税收，共有44%的利润揣进了政府的腰包。比现金收买更高一级是送股份，商人把官家拉进来成为自己的一部分，“我干好了，分红多，你也跟着享福，你把我弄死了，咱们大家倒霉。这是商人的第二种策略。”

　　吴思认为，历史上商人最常用的策略，就是冒充官家的身份。在官家群体中，最值得冒充的就是皇帝。明朝有一个人开酒铺，就在北京地坛外建了一个大棚子，挂上招牌：“私设间，堆设上用钱粮公署”。“私设间”是太监的一个衙门，这几个字的意思是，“这里是专门堆放皇帝用的钱粮的公署”。但实际上这里只是卖酒的铺子，老板给了太监一点好处，太监就给他挂了那样一个招牌。后来正逢皇帝要去地坛祭祀，官府清理街道，其他临时建筑都被拆光了，唯独这家酒铺没人敢拆。历史上的湖北省，丝绸市场的店铺到处都挂着“王店”的牌子，即所谓楚王或楚王亲戚开的店。实际上都是苏浙的生意人为了避免被敲诈勒索，就跟王府的人挂上钩，打着王室的幌子开店，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

　　第三类冒充官员开的店。中国历史上曾有规定，考上秀才的人开店不用交税，因为他属于官方的候补干部，可以免税。有的商人干脆掏钱捐一个秀才的帽子戴在头上。所谓红顶商人都是捐出来的，有了这个身份不仅不用纳税，还能获得很多方便。遇到官员敲诈勒索，红顶商人甚至比他官还大，就有力量对抗。到了清末，又出现了新的策略，就是冒充外商。吴思向观众展示了一份资料，“清末四川共有15家航运公司，外资占89%，但仔细看创办人，只有一个是外国人的名字，剩下的全是中国人。这些中国商人挂了洋旗，别人就不敢随便找碴。于是挂上洋旗的公司，省了税收，免去了军阀敲诈，甚至于免去了土匪抢劫。如果以上几项都做不到，商人们还能想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显得和官家关系密切。万历年间，有当铺花3千两银子，差不多将近100万人民币，买一张阎嵩的名片，放在店里醒目的地方。阎嵩是一个著名的睚眦必报、下手阴狠的大臣，看到当铺里严嵩的名片，所有的官员都会想，我要是招惹了这家店，他跟阎嵩一说，我这日子就不好过。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，“盖得此一帖，既可免外辱之患”。

　　这一系列的方式就是在官家主义的环境之中，历史上的中国商人采取种种应变之策谋得生存。

历史比参照还要更进一步

　　吴思用 “潜规则”来描述中国历史官家主义时代的官商关系，“在官与商之间，是用规则来处理双方关系的。但在规则前面加上一个“潜”字，就是处理规则之外的第三方关系，我们悄悄地做一些交易，不那么光明正大，这‘潜’字表明第三方的存在。”

　　一位现场观众向吴思发问，“在封建社会的里面，官家主义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系统，一个县城里面，县太爷把经商的商人找来，一桌就坐圆了。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，一个都市里面有几十万商人，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企业更关注的是怎么样从市场找商机。这些年来，凡是整天热衷于围着政府官员转的企业，很难有大的成就。随着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越来越健全的，官商关系就会越来越趋向于规范，那么潜规则的影响力是否将越来越消减？”

　　吴思由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始分析：“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家主义是不断循环重复的，一个朝廷建立以后，规则和潜规则开始博弈，于是社会渐渐繁荣，到高度发达顶峰后，走向衰落，下一个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，中国就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停滞不前，官商关系也就这样保持着。而现代中国社会有了非常大的变化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大的工商业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，达到了历史上根本就不能想象的那个高度。我们主要的GDP不是农业，而是工商业创造的，这么一个强大的集团的兴起，它的力量一定会带来相应社会规则的变化，使得中国往前走。”吴思认为，中国历史上潜规则的存在是漫长的，很可能它的消失也将十分漫长，然而在现代社会里，随着政府执行力的加强，社会监督力量的强大，潜规则的力量就会渐渐消弭，当规则被完全执行时，潜规则也就将不复存在。“我们回看历史，是应为历史比参照还要更进一步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。我们去理解历史上的官商关系和潜规则，为的是在将来，使规则越来越适应时代，越来越强大有力，从而将潜规则逐渐归零。”